浙南士人：通经致用，科举出身
刘基，字伯温，号玉岩子，处州青田（今浙江青田）人，生于元仁宗延祐七年（1310年），卒于明洪武八年（1375年）。据《明史·刘基传》，他少时博览经史，于兵法、天文、术数亦有所通，并非只读章句的迂儒。元顺帝至正二年（1342年），刘基中进士，初授江西高安县丞，后历迁江浙儒学副提举、浙东元帅府都事等职，在任多能抑豪强、整吏治，因而常触怒权贵，几次遭贬斥。
元末吏治败坏、盗起四方，刘基在地方任职时亲眼见到民不聊生，对元朝统治渐失信心。他虽通晓「阴阳、纬谶」一类学问，后世也据此神化其形象，但《明史》所重者在「其才略开敏，过人为多」，即以经世之才议论兵机、参与机务，而非单纯以方术见长。理解刘伯温，宜先把他放回元末士人「通经致用、择主而事」的传统里看。
乱世择主：投朱元璋，赞帷幄之议
至正十八年（1358年）前后，朱元璋据有应天，广纳江南士人。刘基与宋濂、叶琛、章溢等浙东名士，经胡惟庸等人引荐，先后赴应天谒见。史载朱元璋待之甚厚，常就天下大计咨询。刘基认为张士诚据吴、陈友谅据江，方国珍据浙，虽各称雄，却「陈胜则骄，张弱而守，方小而无谋」，唯朱元璋能容人共功，是可依托之主。
当时朱元璋部下多主张先东取张士诚，刘基则力陈应先西击陈友谅。其理由是：陈友谅名号大、地广兵强，若先攻张士诚，陈必来救，则前后受敌；若先破陈，张士诚必不敢妄动。朱元璋从其谋，于至正二十三年（1363年）鄱阳湖大战中击败陈友谅，奠定统一江南的关键一步。这一判断，体现的是对形势与人心的把握，而非后人附会的那套「神机妙算」。
经略东南：平张定闽，助成北伐
陈友谅既灭，张士诚势孤。刘基继续参与筹划，建议乘胜东进，先剪其羽翼，再围平江。明军遂逐步压缩张士诚地盘，至正二十七年（1367年）破平江，张士诚自缢，朱元璋由此尽并江南财赋之地。同年，刘基又赞成北伐中原、南征闽粤，并参与招抚方国珍等割据势力，使浙东、福建次第归附。
在军事之外，刘基对后勤、号令、人心亦多所建白。史称其「辅佐太祖，定计称雄，成帝业」；具体战役中的调度，则多与徐达、常遇春等将配合，由朱元璋总揽决断。将刘基视为唯一「定鼎之人」并不符合史书体例，但将他看作元末群雄逐鹿阶段最重要的谋臣之一，则是《明史》的共识。
开国建制：礼法刑名，不居庙堂之高
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，朱元璋即皇帝位，国号大明。刘基以开国功臣授御史中丞兼太史令，参与制定《大明律》体例、礼仪、官制等事，又负责天文历算、祭祀典章，可谓「儒术与权变并用」。他性格刚直，敢于面折廷诤，对贪暴官吏多所弹劾，因此与淮西勋臣、中书省僚属时有摩擦。
刘基著有《郁离子》，借寓言论政论世，文字峻洁，多涉民本、吏治、用才之思，可与他现实中的奏议相互参看。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，他受封诚意伯，食禄四百石，却不恋权位、多次请辞乡土，终得归养青田。史家多认为，他深知开国之初功臣难全，有意远离机务，这与范蠡、张良一类「知进退」的古人心态有相通之处，只是刘基终未能完全脱身于政治漩涡。
晚年际遇：归里病卒，传说与史实
洪武八年，刘基在应天病笃，上表求归，归后不久即卒，年六十五。官方记载以寿终、病故为说；民间与部分笔记则传其因得罪胡惟庸、遭毒而死，至今史学界仍有争议，尚无定论。《明史》未采此说，读者宜以正史记载为主，将毒死传闻视为后世演绎。
刘基身后，其子刘璟、刘琏等亦能文能政，家族在浙东仍有影响。明人追念其功，多与「帝师」「谋圣」之类称誉相连；至清代，《明史》仍将其列于功臣传首，与徐达、常遇春等并列，可见其历史地位之稳固。
后世观感：谋臣形象，何以流传至今
今日大众提起刘伯温，往往想到烧饼歌、金瓶之谶、神机妙算，这些多出自民间话本、戏曲与后世附会，不能当作明初信史。真正经得起文献检验的，是他作为元末明初士人，在乱世中择主、献谋、建制、退避的一生：既有儒家的经世理想，也有对局势的冷静判断。
若把刘伯温只看成「会算命的开国军师」，反而窄化了这个人。读《明史·刘基传》与《郁离子》，更能看见一位在权力边缘仍试图以文章、奏议影响国是的大儒式谋臣。本文旨在提供传统文化阅读导读，所述情节以正史与公认文献为限，神异传说仅作文化背景提及，不作迷信或决策依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