邹地孟氏：受业子思，传孔子之道

孟子，名轲，邹人（今山东邹城一带），生卒年约为前372—前289年，晚于孔子约百年。据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，他「受业子思之门人」，学孔子之道于战国变乱之世。孟子自述「予未闻仕事于孔子也，予亦未闻仕事于孔子之徒也」，表明其学术谱系自视为孔门嫡传，而非凭空另立门户。

战国之世，诸侯争伐，纵横家、法家、墨家、道家各逞其说。孟子以「好辩」著称，并非嗜争，而是认为「予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」——天下言议纷乱，杨朱、墨翟之学盛行，若不辨明仁义，则孔孟之道将不明于天下。这种「不得已而为之」的辩难态度，贯穿其一生。

游说诸侯：行王道，屡遭冷遇

孟子中年以后，周游齐、宋、滕、魏（梁）等国，见齐宣王、梁惠王等君主，主张以「王道」治天下，反对以力服人的「霸道」。他提出「制民之产，使之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」，又强调选贤与教民，认为民无恒产则无恒心，若无恒心则放辟邪侈，无不为已。这些话今天读来仍觉切近，当时却未必能入诸侯之耳。

梁惠王问「何以利吾国」，孟子答「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」，开宗明义，把讨论从功利引向道德。齐宣王问齐桓、晋文之事，孟子曰「仲尼之门无道桓、文之事者」，表明其政治理想在尧舜周孔一脉，而非春秋霸主。最终孟子未能在列国实现其志，与孔子相似，亦是「道不行而教弟子」。

性善论：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

孟子思想中最影响后世者，一是性善论，二是仁政说。性善论并非说人天生完美，而是认为人皆有「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」四端之心，「仁、义、礼、智」由此发端。著名的「孺子入井」之喻：人见幼童将入于井，皆会惊惕恻隐，这种反应并非出于算计，而是人心本有之善。后世宋明理学讨论人性善恶，多绕不开孟子这一起点。

当然，孟子也承认「富岁子弟多赖，凶岁子弟多暴，非天之降尔才尔也，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」，即环境与教养会改变人。故性善不是放任，而是「存其心，养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」，需要修养与扩充。读孟子，宜见其「性善」与「求放心」之间的张力，而非简单理解为人性本善、无需教化。

民贵君轻：政治伦理的一脉

孟子说「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」，又讲「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」，把政治合法性与民心向背联系起来。他批评暴君，甚至提出「闻诛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」，在君权至上的古代，此类言论相当激切。朱熹后来尊孟子为亚圣，与此类议论不无关系——孟子把孔子的仁学，进一步落实到政治伦理层面。

同时，孟子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家。他仍肯定君臣名分，主张「得乎丘民而为天子，得乎天子而为诸侯」，其理想君主是「行不忍人之政」的仁君，而非由选举产生的元首。读史者宜将其放回战国语境，看见其对暴政的批判与对仁政的期待，而不宜作简单的古今比附。

退而著书：与弟子共论，成《孟子》七篇

孟子晚年退而「序《诗》《书》，述仲尼之意，作《孟子》七篇焉」。今传《孟子》一书，多记其与弟子万章、公孙丑及各国君臣的问答，文风雄辩，层层推进，与《论语》的语录体不同，更具论辩色彩。其中关于养气、浩然之气、不动心、四端、王霸之辨等篇章，为后世儒学、哲学反复讨论。

汉代以后，孟子地位渐升，至宋代与《论语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并列「四书」，成为科举必读。元明清各代追封「亚圣」，孟庙与祭孔并列。今日读孟子，仍是进入儒家政治伦理与心性论的重要门径。本文据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与《孟子》整理，供传统文化与思想史阅读，不作当代政治或道德教条之依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