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唐诗歌史上，白居易几乎是「人人读得懂」的代表。他字乐天，号香山居士，下邽人，贞元进士，历任左拾遗、江州司马、杭州刺史、苏州刺史，官至太子少傅，晚年居洛阳。与元稹友谊深笃，世称「元白」；诗风浅切，号「长庆体」，因《白氏长庆集》得名。
「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。」——白居易《与元九书》
他早年作新乐府、《秦中吟》，讽喻时政，如《卖炭翁》《观刈麦》，写民间疾苦，直白而有力。贬江州时作《琵琶行》，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」，千古传诵。又有《长恨歌》写玄宗杨妃事，叙事抒情兼胜，但文学想象与史实须分开看。杭州任上疏浚西湖，筑堤，后人称白堤——地方建设与诗人身份叠合，成为地方记忆。
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皆有传。《与元九书》系统阐述其诗歌理论：诗应补察时政、泄导人情。晚年趋于闲适，佛老气息增浓，但早期讽喻之作仍是其文学史位置的关键。读白居易，可对照杜甫之沉郁、韩愈之奇崛：他选择让更多人听懂，这种「通俗」在当时是自觉的文学策略，而非才力不足。
白居易任左拾遗时，屡次上疏论事，因直言遭忌；贬江州司马，是其人生转折。江州期间，他整理诗集，明确讽喻、闲适、感伤等分类。《琵琶行》序中写送客湓浦，遇长安故倡，遂成名篇。杭州、苏州刺史任上，他兴修水利、治郡有声，地方志多载其事。
晚年洛下，与香山僧俗往来，诗酒自娱，自号醉吟先生。元稹死后，他哭之甚恸。白诗在当时即流传极广，远至日本、契丹，说明「浅切」策略成功。今天读白居易，可从其讽喻诗看中唐社会矛盾，从其闲适诗看士大夫自我安顿，二者都是真实的他。
白居易与元稹书信往还，讨论诗歌功能与传播，是中唐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。其诗在当时即「士庶、僧徒、孀妇、处女之口」皆能传诵，说明通俗策略的社会效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