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武帝建元、元光间，诏举贤良对策。广川人董仲舒三上对策，史称「天人三策」。他主张「诸不在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」，武帝遂推明孔氏、抑黜百家，立五经博士——后世常概括为「独尊儒术」。这一政策对汉代及以后中国思想格局影响深远，但细节须回到《汉书》本传细读，不宜简化成一句口号。
对策与经学
董仲舒治《春秋》公羊学，讲「大一统」，又以阴阳灾异说人事：天降灾异，人君当反省修德。他任江都相、胶西王相，以礼义匡正骄王，后家居著书，朝廷有大议，常遣使者就其家问之。著《春秋繁露》，今传本经后人整理，篇章真伪间有争议，宜作西汉公羊学重要文献理解。
- 天人感应：灾异示警，人君宜修德应天；
- 大一统：尊王、正名，维护中央权威；
- 三纲五常之说渐成后世伦理话语；
- 对策促成儒学官学化，与黄老、刑名并存之局改观。
读董仲舒，须区分「历史影响」与「现代评价」：独尊儒术巩固了帝国意识形态，也压缩了其他学派的制度空间；天人感应有其时代信仰背景，今天宜作思想史现象看，不作占验或政治神学之依据。班固称其「令后学者有所统壹，为群儒首」，这是史家对其经学地位的定位。
董仲舒家居期间，「进退容止，非礼不行」，学士皆师尊之。朝廷遣使者就其家问得失，说明他虽不在相位，却仍是经学权威。公羊学讲「大复仇」「讥世卿」，在汉代政治中时有引用，亦常被权臣利用——经学与政治的纠缠，从董氏已可见端倪。
所谓「罢黜百家」，并非一夜禁绝诸子书籍，而是官学与利禄之途向儒经倾斜：能通一经者可得仕进，其他学派失去制度支撑。黄老、刑名在实务中仍有影响。读董仲舒，宜把他放在武帝开疆、财政紧张、需要统一意识形态的背景里，而不是抽象地争论「思想自由」口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