若说李白把诗歌写得像飞天，杜甫则把它钉在了大地上——战争、饥馑、流离、丧乱，都进了他的句子。杜甫字子美，祖籍襄阳，生于巩县，出身士族，早年漫游齐赵，后与李白相遇，「醉眠秋共被，携手日同行」，留下盛唐诗人交往的佳话。

安史之乱改变了一切。杜甫陷贼中，后脱险赴凤翔，授左拾遗，不久被黜。此后漂泊西南，寓居草堂，又携家东下，终卒于湘江舟中。他一生多半困顿，却因此成了离时代最近的人：「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」写社会裂痕，「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」写乱后长安，「三吏」「三别」写百姓疾苦——叶嘉莹称之为「诗史」，不是说他做编年史，而是其诗浓缩了时代的痛感。

「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，风雨不动安如山。呜呼！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！」——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

杜甫诗法，讲究格律精严，语言锤炼，「语不惊人死不休」是其自述。他兼学李白之豪、王维之清，而终成「沉郁顿挫」一家。韩愈称其「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」；元稹撰墓志，谓其「毫发尽备，难字尽注」，开启宋人尊杜之风。

读杜甫，不宜只记「诗圣」之名。他是一个在破碎世界里仍要求自己对天下负责的人——这种负责，有时显得沉重，有时近乎执拗，却正是中国诗歌里最难得的「士」的精神。今天重读《春望》《登高》，读的仍是：人在绝境中，如何不把眼睛从他人苦难上移开。

杜甫身后，元稹、白居易推重其诗，韩愈为之作《杜工部墓集序》。宋代江西诗派、清代沉郁一脉，无不祖述杜门。其成都草堂今存遗址，乃后世凭吊所建，非当日原貌；读杜宜以《杜工部集》为本，参《旧唐书》传记与唐末五代史料，分清诗史价值与遗迹旅游之间的差别。诗圣之称，根底仍是他把时代之痛写进了每一行诗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