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国诸子争鸣，儒家一路自孔子而开，至孟子言「性善」，又至荀子，却提出「人之性恶，其善者伪也」——这「伪」，不是虚伪，而是人为、教化、礼义之「为」。荀子名况，时人尊称荀卿，赵国人，历仕齐、楚，晚年居兰陵，著书数万言，今传《荀子》三十二篇。
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载，荀卿在稷下学宫「最为老师」，与孟子年代相近而未必相见。他批评孟子「有见于善而无见于恶」，并非否定仁义，而是认为人生来好利、好声色，若无礼法约束，必然争乱。故治国要靠「隆礼重法」：礼以化人，法以禁暴，二者相辅，方能使天下有秩序。这一思路，直接影响了他的两位弟子——韩非与李斯，后世法家之严酷，多少可从荀学中找到渊源。
「青，取之于蓝，而青于蓝；冰，水为之，而寒于水。」——《荀子·劝学》
《劝学》篇是今人最常读到的荀子文字，开篇即说「学不可以已」，把学习比作积土成山、积水成渊。他重师法、重积累，与孟子向内求「本心」的路数不同，更强调外在礼乐、制度与知识的塑造。荀子也谈天：「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」天灾与人事当分，人应当「制天命而用之」，这种态度在战国时代相当清醒。
读荀子，宜与《孟子》对看：一主性善，一主性恶，看似针锋相对，实则都在回答「人何以成其为善的社会存在」。荀子并非否认尧舜，而是说尧舜之善，是圣王教化与礼义积累的结果。刘向校订《荀子》，唐代杨倞作注，清人王先谦《荀子集解》为通行本。今天若只记「性恶」二字，容易误解他否定人性；细读全书，会发现他恰恰是最用力为「化性起伪」立法度的人。
荀子晚年在兰陵讲学，弟子除韩非、李斯外，尚有浮丘伯等。汉武帝时，刘向辑其遗著为《孙卿子》三十三篇，后定三十二篇。汉以后孟学渐盛，荀学一度式微；韩愈《原道》仍肯承认荀子「大醇而小疵」。《荀子·非相》辨邪说、斥虚名，把学问拉回可证可行的地面——这种态度，在诸子争鸣的时代，自有其分量。